当时《文星》歌诵一人、谩骂一世而无人抵抗，只有我抵抗，于是他们以我为对象了。五六月间，我借《世界评论》答复他们。我说“文化问题无战争”，指出...
wikipedia - 25 Nov 2021当时《文星》歌诵一人、谩骂一世而无人抵抗，只有我抵抗，于是他们以我为对象了。五六月间，我借《世界评论》答复他们。我说“文化问题无战争”，指出他们的理论、知识，乃至对英文术语之误解。他们恼羞成怒，到九月间，乃以三十年前闽变之事，给我戴红帽子，要“警总调查”我，并说我“一死不足蔽其辜”。我参加闽变是事实，这早无法律问题，而红帽子是惟一死刑之罪。这不是学术问题，而是法律问题。他们也戴郑学稼先生以红帽子，郑先生控之于法院。我则先由律师警告他们，并要他们道歉，他们不理。于是，在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我宣布起诉，后与郑先生案合并审理。[3]
